西方人的世界历史体系，有两个明显的情结在里面。一个是barbarian情结，相当于中国文化里面的“夷狄”。如果一个民族被视为 barbarian那么基本就没有好话了，对他们干什么事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世界交流越来越广以后，要政治正确了，大家都是人。但是不管日常生活还是电影里 甚至严肃的史学界里透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味道是非常明显的。中国人古代文化太长太重要，世界中古代史与中国的史料的贡献是分不开的。因此在史学界，中国 自古是以文明人面目出现，和希腊罗马人的西方一起记录着其它野蛮人的历史。如果不是因为中文与西人的文字体系完全不同，古代中国典籍在西方史学界的地位会 更重。
还有一个是Christian情结。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不是很关键了，必竟宗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是决定性的，最多算作中国文化中的一小部分。 但是西方对宗教看得非常重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千年生死大战不是闹着玩的。对西方而言，很大程度上，宗教就是文化的主体，其余是这主体的延伸。西人对蒙古 人的态度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明。
在一个影响很大的千年伟大人物评选中，西方人把成吉思汗选为过去一千年最伟大的人物。这表明西方人并不讨厌蒙古人。
蒙古人毫无疑问是属于barbarian的，而且还曾经攻入欧洲搞得西人非常恐怖，号称“黄祸”。但是黄祸与其说是指蒙古人，不如说是指五世纪 初的阿提拉Attila the Hun。相对阿提拉举兵三四十万入侵深入到法国腹地的规模，蒙古人不过是一支小分队在西欧的东部边界搅了搅。蒙古人平了罗斯诸公国，但是也为后来的俄罗斯 打下了国家基础，俄罗斯贵族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有蒙古血统，甚至于直到俄罗斯人成为沙皇以后，还曾经一度把皇位转让给金帐汗国的后裔，虽然这只是一种政治策 略。与苏联人民对沙皇家族的仇恨相比，俄罗斯人对金帐汗国王室显得极其文明。既然连俄罗斯人对蒙古人的态度也不过是如此而已，就更何况西欧了。
蒙古人真正干得让西方人高兴的事是对伊斯兰各国搞的征服与屠杀。这个在中国历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，对西方人却很重要，值得介绍一下。
《草原帝国》这本书是法国人勒内•格鲁塞写的，不错。中文译者蓝琪，里面数次提到许多蒙古重要人物是“聂思托里安教徒”，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原来是这个译者历史知识不好，把Nestorianism按音译硬翻成“聂思托里安教”，其实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名气不小的“景教”。这个景教是基督教的一 个支派，被正统教会认定为异端，于是在唐初传入中国，一度非常兴盛，后来唐武宗灭佛，捎带把这个也在中土灭了。但是景教又再传入西域和漠北，教士们不顾性 命的传教，以至于“早在成吉思汗统一之前，大草原上已经传遍了耶稣的福音！”于是，在蒙古人兴起的时代，景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后来攻陷南宋首都的伯 颜，就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。景教本是西方人当作异端驱赶到东方来的，他们后来却又十分欣喜地提到蒙古人中的景教信徒。
事实上，景教徒在东方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成绩。由于景教的东方本土化做得很好，蒙古人中很多人都接受了景教或者在情感上同情和尊重景教，这就使 他们在蒙古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进入中原的景教徒又普遍非常热心于儒家思想，甚至于成为很有学问的大儒，于是在缓和蒙汉矛盾方面景教也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 用。后来蒙古人抛弃了景教的上帝，转而推崇藏传佛教的大喇嘛，喇嘛们不会务实工作，也搞不好与儒生们的关系，元朝后来的衰亡，与景教衰落、佛教过份昌大， 有一定的关系。
这样，蒙古人对波斯以及两河中东地区的征服就带有基督教同盟的意思了。而且事实上也有迹可循。旭烈兀是郭靖义兄拖雷的儿子，蒙哥与忽必烈的弟 弟，是蒙古波斯汗国的核心人物。在他领导的争战中，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国是一个长期重要同盟。按草原帝国的说法，蒙古人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战争，可以视 为十字军的一部分，而且取得的成效远大于欧洲国家。
1258年，蒙军攻陷巴格达，搞了一次约十万人规模的大屠杀。对中国人仿佛也没有什么。然后对西方人， 这个意义十分重大。巴格达自从伊斯兰教兴起500多年来一直就是穆斯林世界的“邪恶轴心”，西方督徒们恨得要死，却从来拿它没办法。然而却被蒙古人作为基督 同盟攻下来了，这对伊斯兰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本来西方世界面临伊斯兰世界的进攻，一下威胁就小多了，直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。
草原帝国的作者欣喜地提到“传教士们在蒙古播下丰收的大种子”。旭烈兀与他的皇后被当时的中东基督徒们捧为“又一位君士坦丁，又一位海伦”，希望当 时的中东与波斯如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做的那样，全面基督化。可是旭烈兀的孙辈们后来却搞成全面伊斯兰化了。看来在中亚中东地区，伊斯兰教是有强大生命力 的，这种生命力也许还没有为西方世界甚至东方世界深刻认识到。
作为流风余韵，当西方的君士坦丁堡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时，蒙古人的影响又一次救了他们。1400初年，奥斯曼帝国与自称成吉斯汗后人的铁 木尔(Tamerlane)帝国一场百万人规模的大战，大败之下英雄苏丹被俘死亡。过了五十多年奥斯曼帝国才打下了君士坦丁堡，延长了东罗马帝国五十年的 寿命。
对西方而言，蒙古人大帝国的影响是正面的。正是在此时，东西方的广阔交流才成为可能。那个时代有一些旅行家到过的地方让人难以想象，既有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，也有出生在中国跑到英格兰意大利作使者访问的人。从此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影响极深的东方探险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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